(網(wǎng)經(jīng)社訊)基本案情：
涉案公司為運營某跨境電商平臺的A公司和國外奶粉的進口商B公司。
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實是：B公司委托A公司通過某跨境電商平臺為其提供服務。雙方簽訂了《跨境電商訂單推送服務合同》并約定：A公司接受B公司的委托向海關推送跨境電商訂單及支付單，A公司收取推送訂單金額1％的費用。
B公司的進口方式主要有兩種：
01
B公司收集其在多個平臺產(chǎn)生的跨境電商訂單，再將搜集到的線上訂單信息調低銷售價格后整理成表格，通過A公司的跨境電商平臺將實際未在該平臺產(chǎn)生的訂單信息推送給海關。為解決上述未在平臺實際產(chǎn)生的跨境電商訂單的支付問題，A公司找到兩家支付網(wǎng)絡服務公司制作虛假支付單，在滿足跨境電商交易訂單信息與支付信息一致的要求后，再將訂單和支付單推送給海關。商品清關后，由快遞公司發(fā)送給消費者。
02
B公司聯(lián)系線下母嬰店貨主，通過搜集不同的身份證信息，將本應以一般貿(mào)易方式申報進口的奶粉，以跨境電商貿(mào)易方式向海關申報進口，同樣交由A公司推單，貨物從保稅倉出倉并發(fā)送給母嬰店貨主。
法院認定：
采用上述第一種方式進口時，采取低報價格手法，以跨境電商貿(mào)易方式走私進口奶粉共50余萬罐；
采用上述第二種方式進口時，采取低報價格手法，將本應以一般貿(mào)易方式進口的奶粉偽報成跨境電商貿(mào)易方式進口，銷售給兩家母嬰店貨主各20余萬罐。
經(jīng)海關關稅部門核定，上述犯罪行為偷逃應繳稅額共計600余萬元，A公司、B公司的行為均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。
案件中關于A公司的爭議焦點
1
A公司是否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觀故意
故意犯罪
走私犯罪屬故意犯罪，行為人必須要有走私犯罪的主觀故意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（以下簡稱《刑法》）第十四條規(guī)定，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(fā)生危害社會的結果，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(fā)生，因而構成犯罪的，是故意犯罪。
根據(jù)這一條文，犯罪故意包括兩方面內容。
01
存在對自己的行為會發(fā)生危害社會的結果的“明知”，刑法理論稱為“認識因素”
02
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(fā)生，刑法中稱為“意志因素”
在本案中，A公司負責人提出，在涉案業(yè)務過程中不知道B公司是低報價格。案卷中也確實沒有A公司負責人明確知道B公司低報價格，或者知曉貨物實際價格的直接證據(jù)。但是，法院通過以下三點間接證據(jù)，推定A公司對于走私行為具有明知：
01
在《跨境電商訂單推送服務合同》中，雙方約定，在A公司為B公司提供的訂單報關服務中，訂單商品提報價格基于海關備案價格，在海關允許的不超過30%波動范圍內提報。該約定體現(xiàn)出雙方當時就未準備按照實際銷售價格向海關提報，而是基于海關備案價格在某一范圍內提報。
02
A公司為B公司實施的虛擬支付行為，實際上為B公司低報價格提供了方便，因為虛擬支付行為不是購買者真實的支付行為。
03
虛擬支付行為是違反海關管理規(guī)定的，而A公司負責人對實施本案中的虛擬支付行為從一開始就是明知的。
本案為走私普通貨物罪，其危害結果體現(xiàn)在違反海關監(jiān)管規(guī)定，偷逃國家稅款。從主觀方面看，雖然有的企業(yè)為了便于走私犯罪，成立自己的跨境電商平臺以提供虛假訂單，但一家單純運營電商平臺的企業(yè)主導走私犯罪的動機較弱。因為貨物通關時產(chǎn)生的稅費并非跨境電商平臺企業(yè)在日常運營中所需承擔的費用，偷逃稅款并不能為其節(jié)省成本或增加利潤，所以作為一家單純運營電商平臺的企業(yè)而言，通常并沒有偷逃稅款的直接犯罪故意。
然而，本案中A公司為了賺取代理費，在明知B公司以低報價格、偽報貿(mào)易方式進口的情況下，仍然向其提供推單、虛擬支付等服務?？梢夾公司對于危害結果至少存在放任的故意。
2
“合理收費”還是“違法所得”？
在本案中，A公司提出，他們僅是根據(jù)向B公司提供的服務收取相應的合理費用，未從走私行為中獲取非法利益，也沒有分配走私犯罪獲取的非法利益。
對于這一意見，法院認為：A公司在B公司走私過程中提供幫助，所獲手續(xù)費即為非法利益，不能因為該手續(xù)費金額與合法行為中比例一樣，就認為該手續(xù)費是合法所得。
“合理”不等于合法，這里的合理只是指服務費的收費標準與代理其他合法行為時相同，并未因客戶存在違法犯罪行為而刻意提高收費金額，沒有因走私行為獲取超額的利益。
但是，實際獲利并非構成走私的必要條件。即使最后虧本了，只要有相應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，仍然構成走私。
在本案中，A公司收取的代理費，是協(xié)助B公司從事走私行為的報酬。這時收取的代理費已經(jīng)不是公司的正常業(yè)務收入，而是從事違法活動而獲取的利益，應當認定為“違法所得”，依法應予以沒收。
3
A公司在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
A公司的獲利金額不影響走私行為性質的認定，但是從犯罪行為中獲得收益的情況，是衡量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本案庭審中的一大爭議焦點就是A公司在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，B公司與A公司的辯護人針對這一問題針鋒相對。B公司的辯護人提出，B公司是在A公司的誤導下實施本案，A公司應承擔主要責任；A公司辯護人則提出，A公司在共同犯罪中屬從犯。
在走私犯罪中，共同犯罪各被告人主從犯身份的認定，歷來是理論和實務界的難點和爭議點。一般來說，法院會主要參考犯意的提起、行為的分工、犯罪主體的身份、資金的投入與收益等方面的因素，綜合判斷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，以區(qū)分共同犯罪中的主從犯。
在本案中，針對雙方律師提出的辯護意見，法院認為：B公司在向A公司提供進口信息時，未提供真實信息，明顯有與A公司共同實施走私犯罪的故意，而非在A公司的誤導下實施犯罪。而且，B公司是走私行為的發(fā)起者，也是走私行為的最大獲益者，綜觀全案，B公司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均重于A公司。
最終法院認定，B公司在本案的產(chǎn)生、發(fā)展與獲利中處于主導地位，應認定為主犯；A公司在本案中相對于B公司起次要作用，系從犯。
對A公司的量刑
為何兩家公司的辯護律師對于主從犯的認定爭論激烈？因為在量刑方面，主從犯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。
刑法規(guī)定，對于從犯，應當從輕、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。依據(jù)相關《量刑指導意見》，對于從犯，應當綜合考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等情況，予以從寬處罰，減少基準刑的20%～50%；犯罪較輕的，減少基準刑的50%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。
本案B公司和A公司所觸犯的罪名為走私普通貨物罪，偷逃應繳稅額人民幣600余萬元，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對應的基準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（量刑標準詳見左表所示）。
因A公司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，是從犯，同時A公司已上交部分違法所得。法院對A公司負責人減輕處罰，判處有期徒刑三年，緩刑三年六個月。而B公司的負責人，因被認定為主犯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。
啟示
缺乏法律意識、風險意識是A公司涉案的重要原因。判決書顯示，A公司甚至在合同中出現(xiàn)了“訂單商品提報價格基于海關備案價格，在海關允許的不超過30%波動范圍內提報”這樣明顯不符合法律規(guī)定的條款，顯示出A公司沒有基本的法律風險防控的體系和制度。
合規(guī)經(jīng)營，避免犯罪是商業(yè)運營的底線，電商平臺企業(yè)應高度重視法律風險防控。然而，面對跨境電商行業(yè)激烈的競爭，不少平臺公司的很多做法卻游走在法律的邊緣。
例如，有的平臺公司完全不對客戶提供的數(shù)據(jù)進行任何審核，甚至開放端口，客戶可以隨意導入從其他渠道獲取的訂單信息，被客戶用來“刷單”；有的平臺公司滿足客戶的各種需求，包括違法的要求；還有的跨境電商平臺甚至主動推出“特種”服務項目。
A公司的案例則表明，即使只收取正常的代理費，并不能成為免責的理由，只要有主觀故意和客觀幫助行為，同樣可能構成走私。
